汉传法师

当前位置:首页 >佛地名僧 >汉传法师

法尊法师

2014-4-24 12:05:15

 

      法尊法师是五台山现代着名高僧、佛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法师两度入藏,遍访名师,广学经论,译经着书,为汉藏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法尊法师还特别重视僧才的培养,从事佛教教育工作28年,为佛教培养出许多解行并重的僧才,从而形成了一套佛教教育思。

       古人曰:“地不自灵,因人而灵;物不自胜,因人而胜。””,五台山之所以历经千余年佛法不断、香火鼎盛、名闻巾外,多得力于历代高憎的苦心经营和弘法布道。法尊法师就是出家于五台山的一位现代着名高僧,精通汉藏的佛学家、电越的翻泽家。他用毕生精力为汉藏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生平事迹

       沽尊(1902--1980),佰姓温,名庚公,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十四日生于河北省深县南周堡村。因家境窘困,仅读小学三年就缀学。1919年来到保定学徒做皮鞋,但因长期患病,手艺无成,眼看自己谋生无望,前途渺茫,心里焦虑不安,再加上他日睹厂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和手艺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因此整天闷闷不乐、产生了一种厌世思想。于是,在1920年春末,他来到了峰峦叠重、苍松翠柏、花繁草绿、泉涌溪流、梵宇林立的清凉圣地五台山,顿觉心明澄净,愉悦轻松,真是静修安身之佳地。他怀着充满法喜的心情,投奔玉皇庙瑞苦普(法名觉祥)师座下披剃出家,法名妙,字法尊。从此,法尊法师步人学佛诵经、翻经看书的释家道场,为中国佛教史上谱写了辉煌—页。

       玉皇庙,即为现今的普化寺,位于五台山台怀镇南1公里处。它背靠青山卧佛,面临清水梵仙,周围杨柳婆娑,绿草如茵,山花烂漫,乌唱蝶舞.是五台山鲜有的一处山光水色、景色宜人的风水宝地。该寺建于明代,初名帝释宫,明崇祯年间(1628-1644),被道教所占,改名玉皇庙。清中叶,玉皇庙又成了五台山佛教寺庙广宗寺的下院。民国十一年(1922)开始重壮寺宇,经过12年时间,建成子规模宏大,雕刻精美的梵宇花宫,并改名为普化寺。法尊法师在这远离闹市,环境清幽的佛山圣地,跟着师父早晚念诵功课,上下午随众劳动。1920年秋天,大勇法师朝礼五台山,并于本寺开讲《八大人觉经)、《佛遣教经),法尊法师听了大勇法师的讲经后,顿开茅塞,遂对听经产生了浓厚兴趣,

       1921年春,法尊法师来到五台山广济茅蓬(即今碧山寺)参加打念佛七,之后留住此寺参学。这年夏天,听大勇法师讲(弥陀经)等,又听远参法师讲(梵网经)。法尊法师自幼颖慧,再加上他的勤奋好学,在五台山经过一年多的听经,参学,对经论中的名相有了相当理解。是年秋天,大勇法师要到北京广济寺听太虚法师讲《法华经》,恰好法尊法师这年冬也要去法源寺受戒,便随大勇法师一同来到北京,礼谒了太虚法师,并亲聆了这位当代佛教改革领袖深人浅出的讲经。期间,听说要办武昌佛学院,法尊法师十分兴奋,即去请求太虚法师批准他进武昌佛学院学习,得到了面许。是年冬天,在法源寺受戒后,即到南京宝华山学习传戒法。1922年夏,在宝华山听讲(天台四教仪)。冬初,入武昌佛学院,系统地学习了惧舍、固明、佛教史等,以及大小显密教义。1924年夏毕业后,回北京参加大勇法师举办的藏文学院学习藏文。通过汉藏两个学院的学习,法尊法师不仅对汉地佛学打下坚实基础,还对藏文和西藏佛教有了一定的认识。1925年夏,由大勇法师率领藏文学院全体学僧出发入藏。在藏的9年期间,法尊法师遍访名师,广学经论,随学随译,为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又一位佛经翻译家奠定了坚实基础。1934年夏应太虚法师之邀,回到重庆,担负起汉藏教理院的教学和院务管理工作。1935年至山西朝礼五台山及大同云冈等地后,再度入藏求学一年。1936年冬返回重庆汉藏教理院继续管理教务工作。法尊法师不仅注重佛学的传授,而且也注重培养学僧的高尚人格和严谨戒行。他对学僧主张:一智、二行。第一智者,即普通知识。第二行者,即德行。“智者,谓观师功德,不观师过,反省自身,此即是智。若但观察他人过失,而对于自己之过失,则丝毫不问。应知此种有害于正智,蔽障功德。”“行者,谓于所学之佛法,多加思惟。以及如何依止善知识,应如何生恭敬心、供养心、报恩心。于所学法,应如何生希有心、爱护心、修行心,此为我所应服膺者也。”,他强调:“在人中最重者,即是品格,故以品格为基础,方能获得良好之成绩。然人品格之所以无者,大都有二种心所为之害。二种心所者,即谄、诳是也。有此二心所,则能失品格。又于此二心所中,惟谄为害最甚,用美饰悦耳之辞,矫隐自己之真实过恶,障蔽师长善友之教授教诫。有受指责,不能认过,不肯悔除。故慢诳等不及之。”,他还教诫学僧严持戒律,因为“持戒为一切功德之基础,能持戒则有成绩”。法尊法师要求每位学僧必须具有三种功德:一、具足品格。二、勤求学问。三、注重德行。法尊法师以他渊博的学识,辛勤地教授,培养了大量佛界人才。教学之余,还致力于藏文经典的翻译,其译着也达到一个颇高水平。法师精通西藏语文,不仅把大量藏文佛经译成汉文,亦把汉文佛经译成藏文,为汉藏文化的沟通作出卓越贡献。1950年春来到北京菩提学会,主持藏文译事。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当选为常务理事。1956年秋,中国佛学院成立后,法师任副院长,兼授佛学课程。“文革”期间,佛学院解散后,法尊法师被打成黑帮,下放劳动。1972年,落实政策得到平反,恢复自由,继续译经弘法。1980年秋,中国佛学院复课,法尊法师任院长。同年12月14日圆寂于北京广济寺,世寿79,僧腊59。24日,中国佛协会为其举行追悼会,赵朴初会长亲致悼辞,称他可与法显、玄奘比肩,忘躯求法,高风卓行,百代钦仰。广翻要典,续补佚篇,光大释门,增辉四化。赞曰:“象教东流,译业为先。名德四出,贤哲比肩。赵宋而后,响绝五天。雪岭继兴,法炬复燃。猗欤法师,挺生季世。抗心希古,游学藏卫。译述等身,老而弥励。法称伟作,翻传功济。法师之德,桂馥兰芳;法师之行,如圭如璋。法师之功,山高水长。典型百代,释宗之光。四害即除,法教日昌。方冀哲匠,长寿康强。盛会伊始,痛失栋梁。缅怀功德,哀思不忘!”

       法尊法师的灵骨,遵照他生前遗愿,在五台山广宗寺建塔安置。该塔为汉白玉覆钵式,高6米,塔身正面嵌刻有赵朴初会长题书的塔铭“翻经沙门法尊法师灵骨塔”。2001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在五台山召开了纪念法尊法师百岁诞辰大法会。

 

        法尊法师一生译着颇丰,计有200部之多。法师显密兼通,几乎涉及到佛学的各个方面。主要着作有《西藏民族正教史》、《现代西藏》、《评藏密答问》、《答<评藏密答问随笔>》、《从西藏佛教兴衰的演变说到中国佛教之建设》、《西藏佛教的建设》、《读虚大师佛教革命失败史之后》、《驳欧阳渐法相辞典叙》、《驳欧阳渐辨虚妄分别》、《答威远佛学社驳文》、《略谈定学》、《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般若八千颂>与<现观庄严论>对照科目》、《<大般若经>中一百零八句法简介》、《龙树菩萨的六部论》、《甘肃噶登协主却稞寺学习五部大论的课程》、《法称因明学中“心明”差别略说》、《我去过的西藏》等。

       主要思想

       法尊法师是五台山现代着名高僧、佛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其译着等身,思想丰富。现摘其要者,论述如下。

       护国卫教  适应社会

       1938年2月,法尊法师和其法兄弟法舫于重庆缙云山写了一封《致各地同学书》。书云:在眼前,我们的国族碰到非常的暴寇,真是生死存亡在呼吸的关头。我们假想国族若灭亡,中国的佛教也必遭摧毁!所以,在这民族斗争的当儿,我们有两种危险和责任:一种是亡国的危险,责任是如何去护国?一种是毁教的危险,责任是如何去卫教?

       法尊法师这种护国卫教的思想,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凭空捏造来的,而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当时社会的现实中来的。众所周知,佛教产生于公元前L—5世纪的古印度。它经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等阶段的发展,从恒河流域中部,逐步传播到东部的恒河流域下游、南部的高达维利河畔、西部的阿拉伯海岸、北部的泰义尸罗地区。到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开始向印度次大陆毗邻的地区发展,东至缅甸,南及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等国,一跃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在贵霜王朝兴起之后,又传至伊兰、中亚各地,复经丝绸之路传人我国,并由+我国又传人朝鲜、日本等国,成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但在十一世纪时,西亚突厥等的伊斯兰军侵入印度次大陆。随着伊斯兰军的节节胜利,佛教就在印度的地平线上消失了。英国渥德尔先生在其《印度佛教史》中说,我们没有篇幅详谈穆斯林战争的细节,仅从穆斯林的原始材料中来举几个例子:

       “苏丹下命令,所有的寺庙应该拿石油和火来烧掉,把它夷为平地”。“禁止人民崇拜偶像(佛陀的塑像),偶像都被回教徒焚烧了”。“必须靠上帝的帮助,从一切印度地面上,连根拔除偶像崇拜”。“这是我们祖先的原则,从阿沙杜拉格里伯直到现在……要转变异教徒相信一个上帝和穆斯林的信仰。如果他们采纳我们的信条,一好百好,否则拿剑对付他们”。“穆罕默德的武装开始‘向右边杀过去,向左边斫过来,毫无怜悯,扫遍了这个不洁的陆地,为了伊斯兰的原故’,然而血流成河。他们劫夺的金银超过可能的想像,还有无数亮晶晶的宝石。他们俘虏大批美貌文雅的少女达二万人之多,还有男女儿童‘超过用笔点得清的数目’……总之,回教军给这个国家带来完全毁灭,杀害了居民的生命,抢劫了城市,俘去了他们的子孙,结果许多寺庙废毁荒凉了,神像被打烂放在脚下践踏”。“代替偶像的寺庙,清真寺和其他礼拜场所建立起来了,筑起了讲坛,宣读《圣训》‘呼白图’,办起了‘喊祷告’,以便在宣布的时间举行祈祷,每天早晚举行‘塔克比尔’和赞颂至高的上帝”。

      由上看来,伊斯兰对印度的侵略,不仅是一场政治、经济上的侵略,而且还是文化信仰上的侵略。它不教印度人信仰印度教和佛教,而要印度人也来信仰伊斯兰教。何为者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也灭亡了,这个国家的宗教还附着在什么上头呢?

      历史往往有许多警人的相似之处,11-13世纪是伊斯兰入侵印度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入东北三省。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的魔爪伸向华北,以其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残酷地掠杀中国人民。他的宗教也是跟着它的国家,向中国进行宗教侵略。其中,日本净土真宗的东、西本愿寺在华的传教活动就是一个典型。早在1873年7月,东本愿寺就派僧侣小笠栖香顶到中国进行开教考察。在其考察后,他说:“佛教兴于天竺,后至中国、日本。于印度先衰,中国次之,故力主以日本为主,与中国、印度结成三国联盟,带动亚洲佛教徒团结一心,共同抗击西来的耶稣教。”企图领导亚洲佛教,共同抗击耶稣教。1876年,小笠栖香顶再度奉命来到中国,正式开教布道,并于上海虹口建立了“真宗东派本愿寺上海别院”。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日本各宗一起在华开设布教所,仿照基督教的布教方法进行宗教活动,向我国展开了凌厉的传教攻势。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东本愿寺已在我国各大核心区设立了5大别院、上百个布教所、学校和各种慈善机构,奠定了它在中国的传教基础。日本高栖贤正在其《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中说,他们在中国传教的目的,是“使中国各宗僧侣悉归我真宗”。日本佛教史学家木场明志和小岛胜在其《开教教育》中也说:日本的“对华意识既非护法策,也非简单的三国提携联盟,而是使中国正宗化”!一语道破天机,日本在华的传教活动,是在进行宗教侵略,要使中国佛教正宗化。

       在这弱肉强食、国破家亡、魔强法弱、像教凌夷的时刻,中国佛教领袖太虚法师于1937年7月发表了《告日本佛教徒书》,并电告全国佛教徒,要积极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法尊法师积极响应恩师号召,也发表了《致各地同学书》,并提出了“护国卫教”的主张。所谓“护国卫教”,就是要保卫祖国,扞卫佛教。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要“全国佛教徒普遍的讲诵祈祷,或到前线参加救护等工作,尽心地去加强国族自保的力量”。诚然,法尊法师的祖庭五台山,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全国的第一个抗日革命根据地”,五台山僧人不仅为抗日干部站岗放哨,递送情报,捐款捐物,支援前线,而且举起了“我们出了家并没有出国”的大旗,自动组织了僧人救国自卫队,护山卫教;有的僧人还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与日寇展开了殊死战斗;五台山僧人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至于“卫教”的问题,法尊法师作了中肯地分析。他说毁教的危险是依国家的兴亡为转移的,“但是问题实在不同。就是中国战胜了以后,佛教是不是就能兴盛?我们从最近的国政转变上和国际的动态上,观察中国佛教的现在和将来,得到的结论是这样的:一、在长期抗战中,中国的佛教现状,如果不变更制度和生活方式……都不易维持下去。二、中国全民抗战,国族决定会复兴起来。……但从现在的机构转变上,……如果现在不去准备力量,不去决定方针,不去

       规划制度,将来我们的佛教,自然会被政治的社会的两种力量来消灭!除非我们佛教本身能够有适应新兴社会的办法,就是建设新中国佛教的方针。三、现在国际演变,神秘莫测。照现状推度,恐怕世界大战的爆发,已不远吧。……现在,在这世界大斗争的开幕的时候,我们应如何运用世界佛教的力量去消灭这可怕的大战争?或者如何去减轻这万恶的战争?而先之以我们应该如何去联合世界佛教?推动世界佛教?适应今后世界人类需求的佛教?”法尊法师这三点意见的核心就是要依太虚大师的“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思想,改革佛教,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建立中国佛教和世界佛教。可惜太虚大师及其弟子法尊法师的这一宏伟蓝图以受到当时国内外、教内外各种势力的挤压、挑战而流产了。但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太虚大师这一“人生佛教”或说“人间佛教”的蓝图,已由中国佛教协会的已故会长赵朴初和台湾佛光山的星云大师继其遗志,充实完善,在大陆、台湾流布开了。

      兴办教育  培养僧才

      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佛教的兴衰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僧才问题。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法尊法师在振兴中国佛教的过程中,一面翻译藏密经典,一面奉太虚之命于1924年秋至重庆主持汉藏教理院工作。“每日除在普通专修两科中教课外,尚须为法师讲点戒律和密法。只要能够与佛法有真实利益,译书、教课、栽培后学都是我份内的事”。如此这般地辛勤工作到1948年秋,他将汉藏教理院的工作托付给正果和开一法师后,至成都讲经。汉藏教理院前后培养出学僧450余名,其中正果法师、演培法师已成了海内外闻名的高僧,永灯等弟子则留在西藏工作,也已成了党的文教干部。他们对党的宗教、文化工作和沟通汉藏友谊及文化交流都做出了相当贡献。全国解放后的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政府与宗教只求政治上一致,不求思想一致,各宗教应在教言教”。阐明了政府和宗教的关系。同年9月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部于进藏前夕联合布告:“尊重西藏人民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庙”,明确了对西藏的政策。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接见西藏致敬团时声明:“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同年11月,虚云法师上书中央人民政府,“建议颁布共同纲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及对佛教保护管理之办法”,从而奠定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宗教的政策。12月份,中央人民政府就拨巨款修缮雍和宫和五台山佛教古建筑。1953年6月,中国佛教协会于北京广济寺成立,达赖等当任名誉会长、圆瑛任会长。从此,全国佛教徒在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爱国爱教的活动。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成立,法尊法师出任副院长、兼授佛学课程。1966年“文化革命”中,佛学院解散,法尊法师被打成黑帮,参加 体力劳动。1927年,解除黑帮名义,恢复自由。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恢复中国佛学院,法尊法师出任院长,直至1980年圆寂。法尊法师前后从事佛教教育工作28年,为佛教培养了许多解行并重的僧才,同时也形成了一套佛教教育思想,且对其后的佛教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振兴佛教的关键是培养“大心菩萨” 

       法尊法师在其《略述太虚大师的悲愿及其伟业》中说:佛教传入中国已近二千年,历史演变,时有盛衰隆替。自隋唐全盛之后,宋元以降,渐就凌夷,迨有清末叶,衰颓遂迭其极。苟无本心菩萨出而振兴之,长此以往,惟有出于灭亡一途而已。

      他认为培养“大心菩萨”是振兴中国佛教的关键。这是因为,要继承太虚大师“三大”革命的伟业,“将大乘佛教利他之思想传布世界各国,或可使其做人立国之思想有以根本改善”“胥视其得人与否”。得到一批“大心菩萨”,佛教就会振兴,否则,只有灭亡一途。这还因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也是人民群众。所以,必须得培养出一批或者说一大批“大心菩萨”,中国佛教才有希望。所谓“一批”或“一大批”,就是说要有佛教的研究人才、教学人才、管理人才、翻译人才、修证人才、弘法人才等等各方面的人才,形成一个薪火相传的精英群体,才能挽救佛教的颓势,振兴佛教,推动佛教发展兴盛,否则,独木不成林,薪尽火灭。那么,何谓“大心菩萨”呢?简言之,就是“具有大乘佛教的利他思想的菩萨”。为什么呢?“盖宇宙万有,悉从众缘所成,绝无孤立独存之个体。欲获得个人之利益,必须先从众人利益做起,苟大众俱能获益相安,则个人之利益,实亦自然而得。是则,不仅人与人之间,应相资相成,即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亦必须相助相益,以求共存共荣。不应有损人利己、杀人活己之暴行也。倘以此种佛教之真理感化世界人心而获得成功,则世界之纠纷自然而解,永久和平不难实现,而中国亦可跻安,即整个世界乐矣。”否则,没有利他思想,只有贪得无厌的利己主义,“无论其做人或立国,皆以本国或自我之利益为前提,而竭力侵略损失他人或他国,其结果,终必走人战争一途,毁灭自他而后已”。弘扬利他思想,克服利己主义,限制私欲贪心,是建设和谐社会,维护世界永久和平的一济良药。

 

二、培养大心菩萨的最佳选择是兴办学院式的教育

       中国佛教是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从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起,到战国时代,私学就很兴盛。自汉以后,私塾就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学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是每个私塾只有一个教师,采用个别教学的方法,其教材学制都没有一定限制。佛教的教育,白禅宗丛林特别是子孙丛林制度兴起之后,就带有这种浓厚的私塾烙印。因丛林教育的特点是:以禅堂为中心,以真参实证为常课,老实修行本分下事。虽然丛林住持即高明的禅师会契理契机地用风趣轻松的教育方法,点拨一下,幡然证悟,培养出一些修证高僧,但它很难培养出一批研究人才、管理人才、教学人才、翻译人才和弘法人才。这是因它师资有限,轻视佛教义理的讲习,不知中国佛教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它的学术性和文化性,它有一批有学问有思想有创见的高僧,在不断地研讨佛教教义,翻译着述,讲经说法,教化弟子,弘化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才使其成了与儒、道鼎立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尊法师研究了中国佛教,考察了西藏佛教和印度佛教,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后说:仅仅依靠一些修行僧“必然是将先学之经论,束之高阁,或弃之纸炉,而后闭关念佛,或瞑目参心,或瞑目息心,或登高狂呼,全无建立整顿佛教之可能性”,而应该“先办教育机构,训练干部人才”。这个教育机构就是指的近代兴起的佛学院,如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等,它既不同于传统的丛林规制,又不同于社会上的一般学校,而是吸收了丛林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长处,吸收教界学界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以讲授佛学为主,以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地教学方法,因材施教;以期培养出一批晶学兼优、有修有证的大心菩萨,振兴佛教,发展佛教。

 

三、培养大心菩萨就要走全面发展的道路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是中国现代社会的教育方针,培养全面发展的僧才,当是中国现代佛教除弊振兴的必由之路。因为只有品学兼优的僧格,才能为佛教做出一番事业。那么,何谓品学兼优的僧格呢?法尊法师认为:“成绩犹若花果,须赖因成。此成绩之因,如前所说之智行德行,皆为其因。而在人中最重者,即是品格。故以品格为基础。”所谓品格,就是标准的规格。法尊法师认为,要养成一个好的品格,就得去掉谄媚心、诳妄心。因为,此“谄诳二心,是不认过失,障碍教授”。其中,惟谄媚心危害最甚,由于它是用美饰悦耳之辞,矫隐自己的真实过恶,障蔽师长善友的教授教诫。其次无惭无愧二心,亦能危害品格。因为,无惭无愧就是对己对法对于他世间于所作恶不知羞耻,不能悔过。不能知错改错、知过悔过、改恶从善,那就决不会有好的品格。那么,如何才能具有好的品格呢?法尊法师认为,须具有三德:“一是本心憨直,二是具足智慧,三是生希有心。”具足这三德就能克服贪、嗔、痴、慢、疑、邪见等六个根本烦恼,具有利他思想,若在加之持戒,就能趋于圆满的人格。圆满的人格配之以有修有证的学问和德行,就会成为全面发展的僧才,即太虚大师说的“大心菩萨”。至于学问、德行前面已述。法尊法师这一注重人格、品学兼优的教育观点,不同于当时那种偏重知识和技能的世俗教育,而恰恰符合现代教育中的素质教育。所以,他在汉藏教理院和中国佛学院时,就相当重视德智体美的全面教育,从而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完善人格的高素质的僧才。